PS5 Pro无法以60帧运行《博德之门3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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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/ 11 / 07
编者按: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“五环外”(ID:wuhuanoutside),作者:梧桐,编辑:车卯卯,创业邦经授权转载。
留学生看似是优越人生的代名词,其实是学生时代人和人割裂的开始。
出国读书是一种选择,但不是人人都是富二代,家境良好的留学生出国留学飙车开趴买买买,家庭条件一般的留学生打工省钱还担心随时断供。
而在一般的条件中,不同于出身一二线城市的小康家庭的学生,家境普通的县城留学生迫于掏空家里积蓄来读书的压力,早早地告别了“清澈又愚蠢”,成了这个链条的最底端。
没有在社媒炫富的本钱,没有全球旅游的金钱,他们是留学生中的最沉默的群体。
他们通常都有相似的画像:有很强的驱动力,能靠互联网打破信息差;家庭不重男轻女,或身为独生子女,家人愿意全力托举;能有契机了解出国的生活,并善于抓住机会;目的性强,在国外不被纸醉金迷的生活诱惑二沉沦,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,留在国外工作。
同时满足这四项条件,才能成为县城的“天选之子”,用一纸学历迎接更广阔的人生选择。
性格决定命运,在县城留学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,普通人通过留学逆天改命的前提条件,是先有这个命。
“只要去法国读了研究生,以后想在老家买房,基本上不可能了。”
在一套房和学位之间,雅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。
雅婷在浙江的县城长大,当地房价2万一平,父母都是基层员工,攒出了刚好可以买一套房的积蓄,没有额外资产。985本科毕业后,她被某法国名校的管理学研究生录取,学费一年大约20万元。
雅婷在飞机上(受访者供图)
和英美澳相比,欧洲的留学费用相对较低,更划算,但她的父母还是坚决反对。
幸运的是,雅婷的母亲虽然不支持出国,但也认可一张研究生文凭的含金量。他们的认知里,学位越高越有面子,多读书总是好的,至于去法国还是北京,除了距离都很远之外,没有太大的差别。
在985读书时,雅婷曾在北京的国际组织实习过一段时间,当时,母亲就抱怨过北京离家太远,更希望她呆在浙江、上海或老家县城。
因此,雅婷母亲也会担心,她一旦到了法国,会因为更遥远的距离和更贵的机票而不回家,“那这个女儿相当于白养了。”
为了争取到读研的学费,雅婷每天在家里游说“拉投资”。
她先从母亲入手,今天说管理学专业会对考公考编更有帮助,明天摆出未来的职业计划,一旦对方态度稍有松动,她就动员母亲和奶奶去说服父亲。父亲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幸运的是,雅婷是备受疼爱的独生女。父母哪怕不支持,但只有这一个孩子,最终也愿意为了女儿的梦想拼一把。
雅婷吃的白人饭(受访者供图)
类似的情景也在晓菲身上出现。她出生于河南的县城,有一个妹妹,家族的小辈们全是女孩。
初中时,晓菲转学到洛阳的寄宿学校,有一个家里做生意的同学准备出国,其父母找到晓菲家里,想要找一个品学兼优的“学伴”——晓菲在美国读书期间,她母亲就这样向别人定义她在国外的生活。
大二,晓菲家里因为担保被骗,投资失败,再也无力支撑全部学费,不得已,家里卖掉了市中心的房子来支付留学开支,晓菲边上学边做副业挣钱。
“我们家没有男孩,所以不存在重男轻女。但是,如果我们家有男孩,一定会重男轻女的。”晓菲毫不避讳地说道,“从小,我父母对我就是托举式的,打个比方,我父母的月薪只有1000元的时候,会花2000元给我买一个教学玩具。”
这就是县城小孩,尤其是县城女孩开启海外留学的第一步必要条件:家庭教育观念超前,且愿意把本就不多的资源尽数投资到自己身上,哪怕是付出一套房的代价。父母觉得女孩不比男孩差,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带着隐晦的男女对比,
晓菲镜头下的西雅图(受访者供图)
不得不承认的是,在“重男轻女现象有所减缓”都会上新闻的县城,要拥有这样全心注入的家庭支持,运气占了很大成分。
对于孩子来说,能拉到家人的投资从而让自己出去留学,需要一个人从小就体现出好学、聪明、对自己负责等世俗意义上的优良品质,才能让家长认为,砸锅卖铁去拿一个文凭,是有盼头的。
但是有多少人能在懵懂无知玩泥巴的年纪就展现出这些特质呢?这件事上,晓菲也是幸运的,她从小要强,也乐于主动接受新事物,事事与父母沟通征求同意,也为以后父母放心地支持留学埋下了伏笔。
13岁,她跟着学校的游学团去了一趟澳大利亚,在那里,她看到普通家庭也能住带泳池的大别墅,澳洲留学的学费也是所有国家中相对较低的。
于是,她萌生了去澳大利亚读研或本科的想法,游学结束后,晓菲通过网络检索,就已把澳大利亚大学的排名背得滚瓜烂熟。
15岁时,晓菲又从身为编剧的舅舅那里了解到,编导专业更看重创作硬实力,而非单一的选拔标准。那时,她就已经给未来定下了目标,不高考,走艺考,考编导专业。结合想去澳洲的想法,晓菲跟母亲初步沟通后,母亲也支持这一决定,“按我当时的路径,不管是在国内高考还是艺考,未来肯定是会出去读研的。”
所以,当16岁,和初中同学一起出去留学的契机降临时,她又一次自己做主,在全家的支持下,把自己送出了国。
对于家境良好的留学生来说,学费断供是一件具有偶然性的大事,但从16岁出国以来,交不起学费和生活费是县城留学生晓菲的家常便饭。
在县城,晓菲的父母职业还算体面,但一个月4000元上下的平均工资完全支撑不起她在美国的开销。
在学费相对较低的公立大学读一年书,需要准备至少30万元人民币,社区大学的学费约等于公立大学的三分之一。
晓菲先在美国的社区大学读书,后来转到美国南部一所排名尚可的公立大学。为了维持生计,她做过代购,卖过美瞳,还做过代写作业、代课等“灰色地带”,收入最多的时候,一个月能赚两千刀。
但对于家境良好的留学生来说,两千刀或许只是每个月的基础生活费。
晓菲镜头下的Arch国家公园(受访者供图)
晓菲的学费大多是东拼西凑出来的,自己找朋友借了点学费,她的爷爷奶奶、叔叔婶婶也都给了些钱,而“在县城,很少有一个家庭愿意去这样托举一个孩子。”
最穷的时候,晓菲卡里只剩70美元,其中,有50美元是不能动的银行基础存款,卡里少于这个数额,银行会按月扣取管理费用。
因此,她只能想办法用20美元生存一周:“家里知道这个情况,但是他们没有办法,他们尽力了。”
虽然没什么钱,但留学的日子依然被晓菲过得有声有色。
“我的朋友们都是从小地方出来的,或在大城市长大,但家庭条件也一般,对国际教育还没什么具体概念的孩子。”晓菲回忆,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里,一群刚成年、没有社会经验、没有钱的小孩们,势必会报团取暖。
“在升学和就业经验上,没有人能带领我们,也没有家庭的兜底规划,只能靠自己摸爬滚打。所以我的优势就在于更会规划,更有思路一点。”
搜集信息,用网络打破信息差是晓菲最擅长的,也是从小一直在做的事儿。因此,在美国留学的时候,她帮助朋友选课,监督他们的学习,平时,有车的人载着大家去超市买菜和上学,一起做饭收拾,一起窝在客厅里看电影,打switch游戏。
所以,晓菲不仅慢慢形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圈,她帮助过的朋友也成为了毕业后职场上的第一个客户。不断地从身边人和网络搜集资料,再为自己所用,是每一个县城留学生的必经之路。
在985念本科,申请英国交换项目的过程中,雅婷不断请教各路学长学姐,在学校内网和小红书上搜集所有碎片信息,终于拼凑出了一份申请攻略,终于从激烈的竞争中突出重围。
雅婷在英国大学交换(受访者供图)
大学期间,经历了在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实习,雅婷发现,如果只做行政,筹备一些活动,写写新闻稿,“会把路走窄”。于是,她又为自己立下了利用跨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来完成职业转型的目标。
申请研究生的时候,她再次从社媒上找到了各个目标学校和目标专业的学长学姐们,挨个询问申请的难易程度、就读体验和专业就业前景。
当时,所有待申请学校的名单已经定好,申请进程已经过半,雅婷却偶然发现,法国的项目很适合像她这种没有商科基础的学生跨界找工作。如果入学,预计要上2到3年:第一年上学,第二年做两段6个月的当地实习,第三年结业。
这种会考虑到实习和工作的项目,就是雅婷从海量“过来人”的经验中,千挑万选出的“适合留在欧洲工作,好就业”的理想选择。
于是,她临时用半个月考出了GRE成绩,马上申请,被法国学校录取后,再没申请过其他学校。雅婷很清楚自己的家庭条件,从性价比上来看,法国几乎是一个“无脑选择”。
“法国比欧美国家的学费生活费要低太多,”她介绍道,“哥伦比亚大学也录取我了,但一年的花费就要一百多万,英国的学校一年要三四十万,法国只要二三十万,具体的数字摆在眼前,性价比一目了然。”
通过高考到985,再通过大学接触到在县城无法触碰的人事物,乃至现在身在法国的公寓,划算着要在欧洲找工作,雅婷觉得自己的人生早就被学历改变了。
“上了985之后,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可能性,原来有这么多以前都无法想象的资源,然后我才去一点一点的去出国,再不断地了解其他的可能性。”
雅婷在英国大学交换的生活(受访者供图)
打通电话的时候,雅婷正在为两小时后学校职业规划师的一对一辅导而焦虑,她在想如何利用留学,再往上够一够。
雅婷想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城市找到一份咨询行业的实习,从而在毕业后转正留欧,最后再跳槽回国。
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顺利拿下理想工作,也担心身为中国人的自己会像前辈一样,被欧洲职场歧视。
既不能像富二代同学那样肆意潇洒地享受单纯的校园生活,还要时刻为没有托底的后路而心焦;在国外挣钱的道路还尚不清晰,且势必会有隐形天花板的制约;即使回国在北上广工作,家里也难以拿出启动资金买房,不能真正地留在当地;但留学成本如此高昂,放下一切回到老家,又有点不甘心。
雅婷感觉自己成了一块夹心饼干,也是所有像她一样的县城留学生都会面临的困境。
这一腔苦闷又难以对留在县城当公务员的好友倾诉——在县城里,几乎没有人和她有相同经历,反而还会招来夹杂着一丝羡慕的不理解。
“我是夹在中间的,”雅婷感慨道,“朋友们会让我多发点朋友圈,多聊一聊国外的生活,说我是他们看世界的窗口,但我不会讲。他们会觉得,我都可以花这么多钱出国了,他们都还没去过,那这点困难不值一提。”
雅婷留学的窗景(受访者供图)
看到“斯坦福博士当基层公务员”的新闻时,雅婷心里犯了嘀咕,以十几年高等教育的投入成本来算,基层公务员的薪资能回本吗?
后来我们聊起这事,她沉默了一下,又在电话里说:“不过他可能只是在寻求最喜欢的生活方式,自己想通了就没事。”
晓菲现在从事国际教育行业,在工作中,她经常会被学生家长不动声色地评估,而她在美国靠自己转学、取得文凭、拿到工签的经历一直是加分项。
读社区大学的时候,互联网的信息还没井喷,晓菲基本在知乎和论坛去看哪个大学的哪一专业更容易申请、更好就业,学长学姐则给她推荐了一个中介,这个中介给晓菲提供了更具体的选校建议和就读体验。
于是,晓菲全凭信息检索和学长学姐的经验完成了转学。这种经历与现在的国际教育事业相辅相成,晓菲也因此在许多学生中积累了较高的信任度。
她现在有一个来自山东的学生,对方去美国留学的预算最多只有80万,想通过留学转型码农,目标是在美国找到工作,并且,对方还有一个弟弟。
“在我的那些学生里,这种家庭条件算是不好的。”晓菲告诉对方,穷有穷的活法,富有富的活法,而她会尽自己的可能,帮助对方选一所既便宜、又好找工作的学校。
就像她在几年前,为了毕业后能在美国找到工作,从无数的信息流中扒拉出一所合适的公立大校,毕业后终于如愿拿到美国的H1B工签,回忆起转学的选择,晓菲还是倾向归结于“选择大于努力”。
现在,晓菲的家里已经度过难关,没有了经济压力,她才有安全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,等工作挣够了钱,晓菲还会再出国读研,拿一个研究生文凭。
留学毕业后,普通留学生没有县城婆罗门的裙带关系,不是既得利益者,县城的工作提供不了和海外学历等值的回报;怀揣着被歧视的担忧和没有后路的孤注一掷,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国外和北上广职场,当地的高房价又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。
回不去的老家,留不下的大城市,仿佛到哪都是隐形人,但另一方面,由于起点够低,所以怎么走都是向上。
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挣够留学回本的钱,但正如“出国总比在县城呆着好”的想法,他们别无选择,只能抱着海外文凭,不断奔赴下一个大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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